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以国家格局来凝聚共识、融汇资源以完善老龄社会治理的重大国家实践。它是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框架的创造性发展，二者在概念内涵及外延、行动目标与结构特征上存在差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中国老龄社会的治理格局和治理思路已实现转变。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与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增加了新的遵循，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框架重新审视其属性脉络与基础要件，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以优化其实施条件，强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夯实其实施机制，并有效延展和兑现其发展新动能。当前，应强化人口治理、践行“积极老龄观”、构建治理资源多元化格局以加快优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环境。

新型婚育文化建设近些年受到各界广泛重视，但关于婚育文化的界定及特征等基本问题还缺乏共识。借鉴文化范式及相关理论，构建婚育文化概念框架，整合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认知与实践两个维度，界定婚育文化为人们有关婚姻和生育的观念与行为以及相应的习俗与制度。综合客位分析与主位分析方法，首先观察时代变迁中的婚育文化，发现中国的婚育文化既有保持传统的强劲的韧性，也有应对现实的足够的弹性，呈现传统与现代杂糅的特性;其次基于课题组收集的2024年全国“婚育文化观察笔记”资料，观察青年视域下的婚育文化，发现婚育文化的内在机制已有所改变。结合当前的低生育率现象，提出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应遵循历史维度上的连续性和现实维度上的统一性两个基本原则。

多重慢性病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多重慢性病老年人韧性反映了老年人患有多种慢性病时维持健康生活的内在能力，研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实现健康老龄化。采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开展的“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的第七期(2018年)和第八期(2021年)数据探索多重慢性病老年人韧性及其变化的多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四成以上农村老年人患有多重慢性病;年龄较轻和子女数量较多的老年人的韧性水平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锻炼频率、健康自评、社区养老机构和生态环境无论在截面还是纵向变化中均对多重慢性病老年人韧性产生影响;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增加能提高老年人韧性上升的可能性。鉴于此，需要以预防代替预后，以主观推动客观，提高适老化建设和老年服务水平，以提高老年人晚年健康水平和幸福感。

利用2018年和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通过比较感知老年标准与生理年龄的大小来界定年龄认知，从经济活动、志愿活动、宗教活动和休闲活动4个方面衡量老年人社会参与，并采用工具变量法检验年龄认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积极的年龄认知能够显著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积极的年龄认知会通过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增强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性来促进其社会参与;积极的年龄认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了老年人经济活动、志愿活动和休闲活动的参与率;积极的年龄认知对老年女性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老年男性;积极年龄认知程度越高，越能促进60~69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但较高的积极年龄认知程度对70~79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并没有显著影响。

代际居住安排作为家庭组织结构的显性表征，形塑了差异化的家庭养老实践，对家庭养老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通过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代际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前中国老年人家庭养老整体上呈现中高脆弱性特征，老年家庭的代际居住安排以“亲密有间”的代际近邻而居为主;相较于代际同住和代际远距离居住，与子女近邻而居的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最低，但这一结论存在群体差异;代际最优居住间隔为非本街道/乡(镇)的同一区/县，其次为非本村/居委会的同一街道/乡(镇);子代情感支持在不同代际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之间发挥相对中介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就业拉动作用日益增强，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迎来新的契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户籍、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能力水平和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层次，促进其进入高声望和中低声望职业。鉴于此，建议加强就业服务，支持自主创业，开展技能培训。

老一代流动人口面临着在流入地是否长期居留的抉择，长居意愿是预测他们去留的重要依据。基于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2-2018)数据，重点分析了居留时间对老一代流动人口长居意愿的累积效应。研究发现:老一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长居意愿较强，他们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较长，其长居意愿随居留时间延长而明显增强;居留时间调节着其他因素对老一代流动人口长居意愿的影响，它强化了高等教育学历、拥有流入地医保的正向影响以及农业户口、超时工作的负向影响，却弱化了流入地家庭规模、核心家庭类型的正向影响。厘清居留时间对老一代流动人口长居意愿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有助于从累积优势和累积劣势的理论视角更好地理解流入地对外来人口的留存选择机制。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生育行为与文化观念息息相关。基于多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复发事件生存分析方法来探究孝道观念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宗族型孝道观与婚后生育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主要是与二孩和三孩的生育风险呈显著正相关，而代际型孝道观与生育风险之间没有显著关联。从中介机制来看，增加理想子女数量是宗族型孝道观促进生育行为的重要渠道。在宗族文化越兴盛的区县，丈夫的宗族型孝道观与生育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在稳健性检验中，利用追踪数据弱化了反向因果问题，验证了核心结论的可靠性。宗族型孝道观的式微为生育率的低迷提供了一种文化观念解释，改造和发扬宗族型孝道观可能有助于提高生育率。